醒心琴韵

   
 

 

 

 


醒心文集琴道衍流
 

琴 道 衍 流

摩尼天虹

  四、先秦琴事

  (八)琴徽之谜

  有琴方有琴曲。琴器之发展,琴曲发展之基础也。上古之琴本为五弦,文王、武王增至七弦,而其形状,基本与后世之琴相同,且琴人应已有按弦取音之认识。至此,琴之为器,已较为完备。但仅此尚不能称为定型。其虽有弦、面、底、音槽等记载,却尚无任何有关琴徽之记载。具备琴徽者,方可称为定型也。

  上古之时,尚无高超之镶嵌技术可作镶嵌琴徽之用。而琴徽之重要者,不言而喻也。既然史料载有弦、面、底、槽,何不记载琴徽欤?若当时已有琴徽,定无不记之理。故上古之时应无琴徽。至汉晋时期,观时之画作之琴,则已有琴徽。如此说明琴徽应始于周至汉晋之间。

  公元一九七八年,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一张“十弦琴”,其后,湖南马王堆献侯墓有一张与曾侯墓十弦琴相似之“七弦琴”出土。二琴皆无琴徽。从此,有乐史学家认为,两地出土之琴即后世七弦琴之原始形态。

曾侯乙墓出土之战国十弦琴

 

  公元一九九三年,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中出土“七弦琴”,与上述两琴相仿,亦无琴徽。

荆门郭店出土之战国七弦琴

  由于目前出土之琴器,最早者即战国琴。而出土之战国琴皆无琴徽。故有乐史学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,琴虽可作为礼器、道器,但其音乐功能甚低,尚不可为完备之乐器。无琴徽故,则不可能弹奏泛音。且曾侯乙琴,其面不平,亦不可能按弦取音,如此亦无按音。无泛音,无按音,仅能弹奏散音,其表现力则有限,其音乐功能则甚低也。

  此种观点未免有过武断矣。虽曾侯乙琴,其面不平,然不能代表所有之战国琴器也。

  荆门郭店出土之战国琴,其琴面平整,基本与后世之琴相同,完全可以按弦取音。且琴面有三道横纹,其纹所在位置,恰与后世古琴之二徽、五徽、九徽相应。以此为记,亦完全可以弹出部分泛音。此三道横纹,可具琴徽之作用,分别应于二徽、五徽、九徽。而若于五徽与九徽之中点取音,则应于七徽。故其可以弹出泛音、按音、散音三种音色。

  同理,曾侯乙琴之琴面,亦有三道横纹,分别约应于一徽、五徽、九徽。五徽与九徽之中点隆起,五徽之纹凹下。按此形状,五徽以上按音,有抗手之弊,应不可取,然七、九徽之按音可取。而五、七、九徽之上皆可取出泛音。故其琴亦可弹出泛音、按音、散音三种音色,唯高音区按音不可取,故增至十弦以补之。

  是故,虽目前出土之战国琴器并无琴徽,但已有具备琴徽功用之标记。由此可见,至春秋战国时期,琴器已有长足之发展,琴面之上,已有具备琴徽功用之标记,类似于后世之琴矣。如此者,则予琴曲之发展以更加良好之条件。故春秋战国方能成为琴史中之辉煌时期也。按文献记载而言,此辉煌时期,应自伯牙、师旷时期始,即公元前六百年前后。

  观上述两张战国之琴,可见春秋战国之琴器尚未有形制标准,存有明显之不统一性。故仅能认可曾侯乙琴为后世七弦琴原始形态之一种也。其他形态之琴虽尚未出土,但尚不能确认其不存在。除上述两种琴器,尚有其他琴形存在,甚有可能也。既然当时已有具备琴徽功用之标记,则不能排除存在有徽琴之可能。而春秋时期,宝石镶嵌技术已相当高超,依技术而言,嵌徽于琴面之上,已有可能。

  故琴徽之出现,最早应始于春秋战国至汉晋之间。虽目前尚未有春秋战国时期关于琴徽之文献记载,亦尚未有有徽之春秋战国琴器出土,但起码可以肯定,春秋战国时期,具备琴徽功用之标记已经出现。故琴曲之发展,至春秋战国时期,应已俱备泛音、按音、散音三种音色,从而琴之音乐功能之高,可以肯定也。